《飞驰人生3》今年以40多亿元票房成为断档式冠军，在整体略显冷清的春节档中，成为为数不多的商业赢家之一。一方面，这得益于“飞驰系列”前作所累积的口碑效应与观众预期；另一方面，导演韩寒对当下时代“工具理性”与“个体尊严”之间焦虑情绪的精准捕捉，使影片得以超越单纯的“赛车奇观”，与观众心理形成更深层的共鸣。
从类型片角度来看，该片的成功首先建立在其作为一部成熟商业电影的工业化制作之上。影片通过高度完成的影像调度与技术呈现，构建出一套具有奇观性质的视觉系统，体现了电影理论家汤姆·甘宁提出的“吸引力电影”（CinemaofAttractions）所强调的展示性功能。在这一层面上，不少观众将其与此前在国内上映、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F1：狂飙飞车》进行比较，并称《飞驰3》为“中国版F1”。两部影片都将“赛车”这一机器所蕴含的极致速度转化为视觉奇观，通过银幕幻觉满足观众对于刺激、快感与沉浸体验的心理需求。与前作相比，《飞驰3》还增加了大量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的赛车镜头，让观众仿佛被直接安置在副驾驶甚至车手的位置，透过挡风玻璃直面飞速后退的砂石、突如其来的急弯和前车扬起的尘雾，使竞速场面更具冲击力与临场感。与此同时，相较于《F1：狂飙飞车》对方程式赛道竞速影像相对固定的呈现方式，《飞驰3》将比赛设定为越野拉力赛，并充分利用拉力赛道中沙漠、山地等复杂外部环境的变化，配合航拍镜头等方式，极大丰富了影片的视觉层次与空间调度。赛车在壮阔而险峻的自然环境中飞驰，扬起漫天沙尘，呈现出一种粗粝而狂野的美学风格；贴地拍摄与跟车长镜头则精准捕捉了车轮碾过碎石、车身擦过悬崖的每一个细节，让速度感具备了切实的“质感”。
然而，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一部体育竞技类型片，并不足以解释《飞驰3》为何在《飞驰人生》《飞驰人生2》之后仍然能够持续吸引观众。某种意义上，影片真正的成功恰恰建立在其备受争议的文戏部分与观众之间形成的情感共振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沈腾饰演的张驰与《F1：狂飙飞车》中布拉德·皮特饰演的桑尼形成了鲜明对比：张驰几乎没有专业训练的痕迹，笨拙的身体动作与略显滑稽的姿态，强化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身份，而非典型意义上的英雄形象。这种设定使得张驰的行动与追求更接近于“追逐梦想的小人物”，而非“天才神话”的再现，从而使观众更容易在情感上与之建立连接。
若将这一角色变化放置在导演韩寒的创作轨迹中考察，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某种创作观念的转变。尽管《飞驰人生》当年取得了17亿票房，但在主题层面上，它与票房失利的《四海》更为接近，两者都呈现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即个体理想对现实世界的抗争与挫败。在《飞驰人生》的结尾，张驰的命运被处理为生死未卜，这种开放性结局隐约暗示着理想主义者的“死亡”。而《飞驰人生2》在五年之后才得以推出（现实背景正是《四海》的商业失败之后）。尽管这一部相较前作减少了某种悲壮意味，但张驰参赛的动机仍然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更多表现为失败之后的一种挣扎与反抗。
到了《飞驰人生3》，这一动机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影片前半段的张驰已不再执着于个人荣誉或单纯的竞技胜负。在他与百强（沙溢饰）的互动中，在他略显圆滑甚至世故的处世方式里，直到他与“中速天梯”的关系破裂之前，观众始终难以确认他是否仍然怀有昔日的“赛车梦”。在这一剧作转折之后，推动张驰重新参赛的动力，不再是个人理想或荣誉，而逐渐转向对某种结构性公平的追求。具体而言，赛事背后被资本操控的准入规则、对老将经验的系统性轻视，以及年轻车手因资源倾斜而获得的不对等优势，让张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再仅仅是赛道上的对手，而是一套需要被打破的、隐形的游戏规则——他要为那些被规则遗忘的人赢回一个公平的起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飞驰3》的对抗对象从前作中以个体为核心的矛盾——自我、他人或竞争者——转向了更加宏大且抽象的社会结构。这样的转变不仅使影片具备了更明显的时代隐喻，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导演韩寒对当下社会语境的观察与回应，同时标志着其作者表达层面的一种阶段性成长与变化。
因此，《飞驰人生3》的商业成功绝非仅仅来自类型片层面的技术成熟或系列IP的延续，其保持票房号召力的深层原因，实际来自其在娱乐性与时代情绪之间取得的某种平衡。影片通过赛车这一高度视觉化的类型外壳，包裹着对普通人处境、社会结构以及个体尊严的隐约思考，使观众在感受速度与奇观带来的快感之余，也能在张驰的选择与困境中看到自身处境的投影。换句话说，影片完成了对观众焦虑情绪的想象性解决——观众期望张驰赢，不仅仅是渴望一场竞技的胜利，更是希望那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被规则挤压的“自己”，也能有机会赢一次。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当下商业电影得以持续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在类型娱乐的框架中，提供一种能够被大众情绪所识别与回应的现实寓言。
文/王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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